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莎 北京报道 日前，“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政策·实践论坛2024”在北京举行，主题为“新型城镇化新篇章与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该论坛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主办。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在2010年后出现增长阶段转变，以及从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重要变化。增加有效消费需求，要理解现阶段消费需求的新特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以及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其中服务消费较多地依赖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
刘世锦认为，现阶段扩大消费需求要找准重点或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三是以人为中心、发展权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乡融合发展。
对此，刘世锦认为，应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此外，还应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明确了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举措。其后《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印发，提出了未来五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周毅仁在会上强调，落实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应关注人口分布极化、城镇化建设用地较快增长、城镇化建设投入巨大、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和城乡高水平融合带来的挑战。
对此，周毅仁提出五项政策建议。一是应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良性互动机制，将重大生产力布局作为推动城镇化与工业化协同发展的重要手段，将都市圈内沿轨道交通进行“集聚式疏解”作为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的核心抓手。
二是健全同宏观政策和区域发展高效衔接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将减量规划作为优化人口流出地土地利用的重要指引。
三是适当提高城镇化重点领域中央财政支出比例，加强资金多元投入保障。
四是推动形成城市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
五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以县城为基本单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合理配置。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指出，我国未来城镇化率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预期至2035年可达到78%。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大城市（群）为依托实现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民盟中央经济委副主任冯奎论证了都市圈是系统推进改革的理想空间的原因，并指出除了作为城市群的动力极核，都市圈还可能出现在非城市群地区，从长远来看有必要去发现和培育一些中小型都市圈，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这是“十五五”时期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冯奎表示，未来都市圈建设有三方面需进一步研究：都市圈对国家竞争力、宏观经济的重大作用，都市圈如何成为新一轮改革中极为重要的空间载体，中国实践如何为全球都市圈治理在制度创新上贡献智慧。
国务院参事、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胡祖才在演讲中指出，我国已进入城乡全面融合的发展阶段，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关键在于打通城乡循环的堵点卡点，核心是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资源平等交换、自由流动。
蔡继明表示，我国农村脱贫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任重道远。要走出“三农”困境不能就农业论基础，就农村谈振兴，就农民讲致富，而必须以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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